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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文学照亮人性之美 ——冉冉长篇小说《催眠师甄妮》引起强烈反响
日前，作家冉冉的長篇小說《催眠師甄妮》研討會在北京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行。此次研討會由中國作家協會定點深入生活辦公室、中國作家協會創作聯絡部與重慶出版集團聯合主辦，中國作家協會創作聯絡部主任彭學明擔任主持人。重慶市作家協會黨組書記、副主席何浩，重慶出版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總編輯陳興蕪，重慶市委宣傳部出版處處長聶昌紅出席會議并致辭。《求是》雜志社原社長高明光、中宣部出版質量監督檢測中心主任袁亞平、中國編輯學會會長郝振省、中國新聞出版傳媒集團黨委書記兼董事長馬國倉以及胡平、柳建偉、賀紹俊、張燕玲、黃國輝、劉大先、韓春燕、張莉、王春林、張學昕、宋嵩等三十余位著名文學評論家、作家、出版人出席研討會。作品的策劃、出版方重慶出版集團北京華章同人文化傳播有限公司董事長別必亮、總經理徐憲江、總編輯秦琥、副總經理楊寧也參加了會議。《催眠師甄妮》是中國作家協會定點深入生活項目，先后在《人民文學》《十月》雜志刊載，2022年9月由重慶出版社出版單行本。在歷時10年的創作過程中，冉冉反復深入鄉村、社區、醫院、心理咨詢工作室進行調研，接觸多位催眠師、心理咨詢師、醫護工作者和睡眠障礙患者，數易其稿，苦心打磨。作者敏銳把握、周密運思，以向善崇雅的敘事風格，巧妙地書寫了失眠、抑郁的精神困境同自我救贖的關系，生動展示了世紀之交城市化進程中的豐富世相。
直面“現代性”之傷，書寫時代的復雜性
《催眠師甄妮》通過關注失眠抑郁群體，把握時代脈動，回應人民心聲，體現了作者強烈的問題意識與責任擔當。與會的領導、專家在研討中，圍繞作品的選題的時代性展開了深入剖析。重慶出版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總編輯陳興蕪在致辭中說，《催眠師甄妮》是巴金先生所說的那種“能使自己變得更善良、更純潔，對別人更有用”的杰作。陳興蕪認為，這本書借助催眠心理治療的窗口，反映了掙扎在社會轉型中的人們的精神困境，并試圖探索出一條解決問題的新路徑，由此充分體現了作者的職業擔當和社會責任。
重慶市作協黨組書記、副主席何浩在講話中強調，《催眠師甄妮》這部作品既是中國作協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題實踐的一項成果，更是重慶小說創作的一大收獲。近年來，重慶文學界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圍繞當代中國現實生活，不斷開拓題材領域，持續追求藝術創新，催生了一大批深刻觀察現實世界、深入描寫真實生活、深度反映現實人性的精品力作，《催眠師甄妮》正是其中的代表作。
《求是》雜志社原社長高明光分析了《催眠師甄妮》主題的深刻性，認為一本好書，一要有魂，二要有韻。前者指作者表達的內涵，后者指用一種有美感的方式，呈現這個內涵并感動讀者。作品名為催眠，實為喚醒，通過排除種種荒蕪喚醒人的自性，做到了魂韻兼具。
中國新聞出版傳媒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馬國倉肯定了作品創作切入點的獨特性，認為冉冉以文學視角非常專業地描述了失眠抑郁群體，剖析了這一病癥及其患者的心理世界，讓讀者從熟悉的失眠、焦慮中還看到了不曾了解、甚至陌生的方方面面。作品的切入點，對作家來說有難度，甚至是一種巨大的挑戰。但正是因為有難度、有挑戰，才更體現了作品的深度和厚度，這樣的勇氣值得稱道。
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文藝報》總編輯梁鴻鷹書面致辭，盛贊冉冉是創作上的多面手、耐心細致的現實主義者，《催眠師甄妮》體現了作者的犀利、勇敢與真誠。他指出，這部作品凝神于一個尚未得到人們重視的問題，由社會生活中的那些失眠人群，走進更加復雜的人的內心世界，將未經展開的社會壓力所造成的諸種后果一一展開，凝神于那些未被人們挖掘的幽深心理世界，曲盡主人公甄妮從自救到他救的奧妙，讓我們領受到現實生活的豐富廣闊。
《當代作家評論》主編韓春燕用“有人性、有詩性、有神性”總結了作品的思想內涵及藝術價值。她認為，冉冉站在精神高地上創作本書，高揚的是愛與行的大旗。愛與行的主題敘事，不僅療愈世人身體的病苦，還包括精神的痛苦，這本書給人類和社會走出困境指明了方向，所以這是一本多層次、多主題、多維度且非常豐厚的小說。
《出版發行研究》雜志社社長、《出版參考》雜志社社長兼主編李建紅從主題出版的角度做了發言。她認為，《催眠師甄妮》主旨反映的是個人精神的重塑，從沖突設置到敘述方式，最終指向對個體生命的喚醒。這種豐富的故事性，恰恰是文學類主題出版圖書的特質，它是一種縱深化的敘事結構，從小切口展現大情懷，反映了國家的深刻變化。
飽含生命力的故事角色，向善崇雅的創作追求
《催眠師甄妮》是一個人，也是一群人的心靈生命史，甄妮、裴醫生、新月婆婆三個重要人物，形象豐厚飽滿，凸顯歷史與現實縱深，令人印象深刻。
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委員、茅盾文學獎得主柳建偉，從人物廣泛的代表性、性格極端的獨特性、心靈無限的深邃性三方面，認定甄妮將會成為世界文學史上獨一無二的典型形象，指出越具代表性的典型性越高級。廣泛的代表性而外，甄妮還有性格極端的獨特性，以及更重要的心靈不可測的深邃性。
韓春燕從人物心靈的“超越性”角度進行分析，認為本書描述了偉大的心靈，而偉大的心靈是有傳統的：從歷史人物史懷哲、特蕾莎修女、晏陽初，到現實中的裴醫生、新月婆婆，他們的心靈都有超越性，他們所做的事情都不是普通人能夠做到的。尤其像新月婆婆，雖然歷經磨難，卻能用她的愛把苦難釀成蜜并施于他人，非常不容易。書里還有很多具有超越性的意向的書寫。
《南方文壇》主編張燕玲用“闊大”“仁慈”概括了冉冉對書中人物的感情，以及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描寫。她認為，冉冉用女性的聲音，深情講述女性患者的生活和生命價值，書寫了一曲頗具終極關懷的仁慈的女性史詩，也為當代文學人物畫廊增添了一位新的獨特女性形象甄妮。
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山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王春林認為，小說通過甄妮、裴醫生、新月婆婆這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刻畫和塑造，傳達了一種當下時代罕見的理想主義精神。這種理想主義書寫最終通向了一種大愛的表達、大愛的書寫，既耐人尋味又有很強的藝術感人力。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作家協會理論批評委員會副主任劉大先認為，甄妮的人物形象具有示范和引導的作用，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不多見。甄妮修習催眠的過程同自我覺醒的歷程齊頭并進，兼具了失眠者、催眠師和自覺的精神行者等多重身份。
探尋自我重塑人格，呈現豐富時代世相
《催眠師甄妮》的背景是世紀之交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地跨城鄉，時逾十載，在時空關系呈現了三個地點的閉環，主人公也經歷了失眠、催眠療愈到精神覺醒的過程，最終走向了一種超越性。
重慶市委宣傳部出版處處長聶昌紅認為，故事從主人公甄妮因情感受挫而自暴自棄到自我學習催眠，在參與鄉村建設創辦微利醫院的情節鏈條中，完成 了自我救贖、自我成長。主線和副線相得益彰、渾然一體。正如作者在后記中所說，這不單單是一個治愈性的故事，它也是一個自我探尋、人格重塑、追尋生命意義的心理過程，讀后非常耐人尋味。
沈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中國當代文學研究會副監事長賀紹俊，稱閱讀《催眠師甄妮》是一次詩性的精神療愈之旅。冉冉從關注社會轉型下精神嬗變的角度剖析了造成失眠和抑郁的社會原因，由此，揭示了失眠和抑郁對心靈的傷害。因此可以說她是為救贖心靈而寫這部小說的。
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原主任胡平認為，這是一部走向內心的精神性小說，對人物內心世界的發掘深入到潛意識層面。甄妮開始只是學習自我放松，學習觀察控制自己的身體，在修習催眠過程中潛意識釋放的越來越多，包括奶奶失蹤留下的印痕，跟父親、繼母、新綠、舒那茜等人關系的顯露等。作為一位療愈他人的催眠師，她的自我治療最后達到了認識和重塑自我的精神深度。
劉大先認為，《催眠師甄妮》的可貴之處是沒有簡單的將精神問題精神化，而是綜合化：甄妮的每一次精神創傷總是和他人、外部社會密切關聯。小說的治愈性體現在，作者是讓甄妮通過與醫生裴加慶以及新月婆婆的交往，打開了更為開闊的生活空間后得以重振旗鼓，是親情、友情的關愛和人際關系格局的重新塑造，治愈了孤獨的個體。因為，形而上的感受本身并不能治療形而上的痛苦，只能進入更為復雜、不同圈層的他人生活才可能打開新的局面。
《長篇小說選刊》主編宋嵩注意到本書英文名被翻譯為“希望之微光”，他提到有兩處情節契合了微光的含義：一是書封上的山、湖和一彎新月，新月的光是希望的微光，新月婆婆即希望微光的化身；二是甄妮和裴醫生在梅子河渡口小屋點燃的篝火，也可以稱為微光。正是在這一晚的篝火邊長談，讓甄妮認清了自己將來前進的方向，堅定了理想主義的立場。
韓春燕高度評價了作品明亮的精神內核。她認為，這本書沒有回避人性里邊的美、人性里邊的惡，尤其是把惡的東西寫得淋漓盡致，但是合上書之后，一點都感覺不到這部書有惡，因為它用美的東西、善的東西照亮了人性的惡。韓春燕引用了書里的一句話:“遠離天堂——為地球上陷入黑暗的人，點燃他們的燈。”由此她認為，作者創作此書，正發揮了一個“點燈人”的作用，點亮人性美的燈，照亮我們的生活、照亮人性，把美和善不斷發揚光大。
張燕玲以“深切人文關懷”“獨特精神氣質”定義《催眠師甄妮》的詩性內蘊。冉冉以飽滿的愛心和詩性的語言講述了失眠抑郁患者甄妮完成了自救與救人的故事，書寫了在焦慮絕望與救贖希望并存的廣闊時代背景下，人類情感心理和人性深度的精神疆域，深入觸及了轉型期的社會病灶，并呈現了豐富的時代精神和心靈圖譜。
靜水深流的敘事，兼具詩性與智性
眾多評論家對《催眠師甄妮》的詩性語言印象深刻，稱其字里行間充滿著美感，包括語言的美、場景的美和心靈的美。
何浩用“很有嚼勁兒”“善良、內斂、克制”評價作者展現出的不凡功力。認為《催眠師甄妮》的語言敘事有著詩意的意境和美感，在講述這個特殊群體時，所有人事鋪陳都圍繞主人公展開，綿綿密密、嚴絲合縫。讀者被一次又一次催眠，被一次又一次喚醒。從中可見作者不僅保持了清醒和敏銳，還投入了忘我的熱情和真誠。
賀紹俊圍繞作品“純凈化的敘述”展開討論，這種敘述首先體現為詩性語言，大量使用描述性的語言，修辭化的敘事。其次倡導利他友善、去欲望化的情感。這種純凈化的情感也是作者努力張揚的，這種對至善至美的追求非常讓人感動。
中國編輯學會會長郝振省認為，這部小說特別的藝術價值體現在，既與新時代大方向吻合，又沒有刀砍斧鑿的印跡。它是在大的背景、場景下徐徐展開、娓娓道來，采取了平和委婉，盡可能自然的敘述方式。
柳建偉稱道作品的內在特質讓它和簡單寫實、對現實照相式、甚至錄像式的手機快拍作品拉開了距離，也和沉溺于一己之悲歡、輕飄飄的的寫作有了本質區別。他的閱讀體驗像是讀到了英國經典女作家簡·奧斯汀、夏洛特姐妹等人的名著，體驗到理性和詩性的沐浴感。
張燕玲從女性寫作角度，解讀了作品在語言表達上獨一無二的細膩與詩性。她舉例書中大量的短句，簡潔、準確、富有音樂感、節奏感，體現了漢語的音韻之美、文字之美。
富有挑戰性的選題，向內轉的精神性書寫與創新
人內在的精神世界廣闊幽深，尤其是在紛繁復雜的當下，要想貼切地展示心靈的抑郁焦慮以及救贖，很考驗創作者的想象力和虛構力。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院長張莉認為，冉冉書寫了這個時代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失眠。現實中很多人因各種原因導致的失眠而被剝奪了做夢的權利，這部作品就是要讓聽不見的被聽見、看不見的被看見。當焦慮已成為時代病，對愛的焦慮，對疾病、死亡的擔憂卻很少有作家直面書寫。作者關注的是人的心靈療救和精神的完滿，這也是今天整個文學應該關注的。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副院長楊慶祥的書面發言，探討了本書的“內在成長”主題，認為甄妮的“催眠”之路，也是治愈自我和他者的成長之路。成長小說是現代小說的母題，在當代語境中，這一成長往往是通過與外部世界的互動來完成的，但是甄妮的成長卻是通過一種極富有內在性的方式來完成，這是一種有別于過往的新路徑，也是這部長篇小說的價值所在。張燕玲從創作的難度——對群體關注的難度、群體自身治愈和修復的難度、書寫的難度，表達了對作者的敬意。用十年時間去關注失眠抑郁群體，包括治療問題、家庭問題，進行長期持續性多維度的關注，是一個關注的難度。對這個體量非常龐大的病患人群而言，需要治療的不僅是身體，更需要人和人之間的信任和愛，需要不可或缺的生命之光，這種自身的自愈和修復是非常難的。冉冉用詩性之筆對人與社會的精神疾病進行了艱難的揭秘，生動描述了這個特殊人群信任和愛的建立，這是書寫的難度。在胡平看來，與一般寫實作品著眼于外部世界不同，《催眠師甄妮》是向內轉的，它具有某種新的開創性，讓我們把目光轉向另一個世界，也許類似的創作還會相繼發生，而冉冉是走在前面的。胡平特別指出，作品表面上是寫失眠和催眠，實際上是寫人的心理和精神的健康，也是文學面對的重大客體。遼寧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張學昕也認同《催眠師甄妮》是向內轉的觀點，他指本書是一部心靈之書、靈魂之書，更是書寫時代的人性之書，作者在對人心人性的穿透中顯示了書寫的勇氣和極大的倫理擔當。
有溫度有光亮的小說，彰顯文學的終極關懷
文藝需要向上向善，《催眠師甄妮》引導讀者尋獲信愛具足的健康生命，試圖以文學創作引起社會對失眠抑郁群體的關注關愛。
何浩認為，這部作品人物復雜、命運參差、故事非凡，描述了官員、富商、閨蜜、情敵、家人、醫生、病人等多種角色，呈現出生活應有的豐富性。小說對尋獲健康、重建人生價值歷程的展示，則彰顯了文學關注時代、關注生活、關注普通人命運的應有功能。
張莉眼中的作者，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個“催眠師”，她讓我們暫且離開喧囂的日常生活中，獲得了一次做夢和自我療救的機會。即便不能馬上改變焦慮，但是我們意識到了停下來、做做夢、減緩焦慮或者多睡一會兒的重要性。
胡平認為，這本書描寫的種種場景會打開讀者的眼界。中國人宗教意識淡薄，于是難免陷入精神困境，文學可以承擔起這方面的引導責任。
韓春燕闡述了本書對不同目標人群的意義：在“術”的層面上或可幫助失眠、抑郁癥患者；對于鄉村建設也嘗試提出了有意義的解決方案，具有知行合一的特質；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告訴人如何以愛和慈悲在人間行走，在凈化自己、提升自己的同時也有利于他人，照亮周邊，讓我們生活在愛與美的世界。
劉大先認為，小說體現的治愈作用和整體上發散出來的精神的光芒，顯示出本書在文學之外的社會價值。他認為《催眠師甄妮》與喬斯坦·賈德的《蘇菲的世界》有許多相似處，后者用長篇小說形式講述西方哲學史，《催眠師甄妮》涉獵的卻是當代人的心理精神疾病及其自我療愈。它不是一個簡單的觀念小說，而是通過甄妮的一生，為當代社會和生活提供了一面鏡子，照見人們的缺失、遺憾和自我治療以及覺醒。
作者冉冉最后在分享創作心路歷程時說，本書寫作是發現尋呼他者，也是重塑自己的過程。知行合一，是她寫作和生活的畢生理想。希望通過努力，如裴醫生和新月婆婆一樣謙抑感恩，利他樂觀，具備同他們一樣堅韌繁盛的心力，在信與行中建立起自己認同的價值觀。如他們一樣去連接他人、環境和時代，行出具體的、實實在在的愛。
主持人彭學明感謝與會嘉賓對《催眠師甄妮》的認真解讀。他首肯《催眠師甄妮》對個體生命的真切悲憫，對人生人事的深切撫慰，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稱其是文學對社會的一種貢獻，也是文學存在的一種意義；是文學對時代的一種價值，也是文學給生命的一種關懷和人生的一種力量，更是時代的一束光亮。